落魄到亚冠二级联赛的北京国安队，在主场进行的小组第二回合比赛中，以3:0战胜中国香港大埔队，并以总分8:3淘汰了这支同胞球队。
不过，这两轮“兄弟阋墙”的淘汰赛，也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。
早在首轮大埔队主场时，一些香港球迷的骂声就开始响起，甚至还涉及到政治方面，球迷的情绪发泄变得出轨愈矩，走向了令人不安与危险的领域。
而大埔队来北京赛前的一些言论，也被解读为“赴北京比赛是出国”，可以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。
“国安永远争第一”的北京球迷，也在自己的主场发起了针尖对麦芒的回击，他们在现场的“京骂”也是此起彼伏，一浪高过一浪——为免有污文明读者之耳目，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首先，作为球迷——特别是世界第一运动之下群体性聚集的足球迷，可以说在全球范围之内，都会出现一些情绪化发泄的骂声。
当然，在本质性的道理上，这是一种不文明的污言秽语，但在人之本性的感情宣泄层面，或仍有一定的可理解性。
因为，竞争体育的内涵赋予上，确实包括了促发和允许公众荷尔蒙外泄的元素。因而很难完全避免球迷的骂声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球迷所僭越与泛化，而公众及管理者也能在一定层面上，予以相应的宽松与宽容对待。
当然，公共场合的集体情绪化的发泄，必然也会被限制在一定的度上——既不能产生过分恶劣的影响，更不能造成社会安全稳定之虞才行。
因此，这样的球场骂战，如果超过了社会容忍与宽容之度，显然就不可取了，也就会受到一定的管束、限制与追责。
而无论是在香港或是北京，抑或在全世界各地的球场上，出现一些球迷情绪化的骂声本身，却并非是最可怕的事情。
真正可怕的是，如果这样的球迷行为，变成了“地域炮”的撕裂，甚至变成了族群对立、民族对抗等政治立场等互相攻击，那显然就逾越了道德与法治的底线，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。
其一，这其中的“法不责众心理”，必须加以预防与有效管理。
“没有孤胆，却有群胆”，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天性和本性——而不只是我们中国人才会如此。
这不仅是因为“人多力量大”一个原因，还有有涉失德违法之事时，聚集成团的群体中之个人，就会产生一种“法不责众”的心理，这也是群体球迷之中，易爆发排山倒海般骂战的一大原因。
但“法不责众”心理之下，促发的群体性事件有可能会失去控制，进而走向一起违法的“集体暴政”之中——这其中，催发了一些个体所谓的“贼胆”无限膨胀，就可能产生令人齿寒的恶果。
比如，像当年发生在西安的打砸日系车主事件，如果不是发生在集体的队伍中，那位小伙应该没有胆量与可能会干此违法之事。
正是在集体力量包裹之中的个体，被催生出胆大包天的荷尔蒙，以为“法不责众”之下，才会出现暴力砸坏车、砸残车主的恶果发生。
所以，对于类似这种球迷“港骂或京骂”的现象，我们的球队、球迷组织及管理者，还是应当积极正面引导，不让情绪化的发泄冲了闸、脱了缰才行。
其二，球迷集体骂战中的“乌合之众”现象值得警惕。
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-勒庞在其名著《乌合之众》中，对于个人融入集体、形成乌合之众情形后，产生的变化与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。
当个体融入群体时，群体心理会显著改变个体行为的模式，进而导致理性退化、情绪极端化等特征。
勒庞还认为，当个体融入群体后，他们的理性思考能力就会急剧下降；相反，其情绪化、极端化倾向则陡然增强。
一头扎入群体之中的个体，便容易受到群体观点、宣传的暗示和影响，变得更倾向于统一进行简单化、标签化的共同性表达，甚至会放弃个体的独立判断，完全被集体言行和思维所虏获、同化与洗脑。
此时，“乌合之众”产生出一些典型的表现，比如用情绪代替了个人的独立思考——走向从众的骂战，就是其中表现之一。
乌合之众还会过于迷信多数人的集体性观点，但却容易忽视事实、不顾逻辑，产生盲目跟风现象。
这还表现在语言极端化上，像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标签乱贴，各种极端化的表达也开始出现等。
还有，产生强化站队心理与身份认同感，并在放弃自我与独立后的归属感后，更容易放弃理性判断，而代之以情绪化的认同。
同时，还容易出现排斥异见、群体性围攻、强化集体性错误认知等。
或许单独的香港球迷及北京球迷，平时的表现却是较为理性、中和与文明，但是，一旦缺乏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，以及正确的文明观念熏陶等，就会在自以为“法不责众”的“乌合之众”环境里，轻易被群体裹挟成盲流之一员。
多一些理性化，少一些情绪化；多一些法治思维与文明理念，少一些语言暴力的怪胎，将“法不责众”的歪念早早抛却，不能以置身合体于“乌合之众”为荣。
那么，就能有效避免体育精神被政治化、地域化、族群化、集体化标签的裹挟，才能真正回归对于赛事本身的尊重——从而达到球迷们的自我尊重与互相尊重！
